中国创新药“跟、买、改”问题突出药审中心周思源坦承:研发基础相对薄弱
“经过6年的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到现在,我们仍然没有摆脱重复申请带来的各种困扰。”在9月26日举行的第六届中国医药创新与投资大会上,国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检测中心副主任周思源说,“要关注患者需求,充分发掘临床价值,让药品上一层楼创新进来。”
今年7月,药检中心公开征求《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临床研发指导原则》意见,搅动市场,掀起热点。文件指出,从确定研发方向到开展临床试验,抗肿瘤药物研发要贯彻以临床需求为核心的理念,开展以临床价值为导向的抗肿瘤药物研发。
其实这是对我国创新药生态的修正,增加了新药研发难度,对临床试验设计和患者招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鼓励药企探索“我更好”、“一流”的新药,而不是“我太”同质化研发。
周思源分析了中国当前药品创新的特点,指出了中药企业在从模仿到创造的转变中面临的各种问题,这构成了《原则》的背景。
产品同质化问题突出。
目前,我国创新药产业虽然蓬勃发展,但高度集中在少数治疗领域。
药物检测中心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1年,国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共批准新药64种,其中抗肿瘤药物和抗感染/病毒药物占58%。与美国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相比,它已经批准了53种新药,其中58%用于治疗罕见疾病,只有40%是抗肿瘤药物。
“中国有3.3亿心血管疾病患者、1.3亿糖尿病患者、4500万成人哮喘患者和4.47亿慢性肝病患者。但目前临床应用主要集中在抗肿瘤、内分泌和消化系统基础,尤其是抗肿瘤药物。”周思源说。
这意味着现有的药物创新无法覆盖所有的临床需求,对罕见病和儿童用药领域的重视不够。
从审批来看,周思源承认目前我国药品创新研究基础相对薄弱,产品同质化问题较为突出。可以概括为三个特点:——跟进、买入、换手。
所谓“跟随”最典型的例子之一是“癌症魔法药”PD-1/PD-L1。根据药检中心数据,目前已受理PD-1注册申请276件,已有42家企业申请注册。已受理PD-L1注册申请148件,已有29家企业申请注册。一家企业最多有61份PD- L1注册申请,覆盖54个适应症。
“可想而知,大量临床资源集中在PD-1和PD-L1。两种方法申请的适应症整合,共涉及18种肿瘤。每个肿瘤种都有大量的企业参与,大量的临床研究正在进行,给我们的审评资源、临床研究资源和各方面的资源造成了困扰。”周思源说。对于药企来说,虽然成功率高,但容易被卷入,差异化竞争的动力不足。
而“买”就是买已经在海外上市的药物、研究进展最快的药物、覆盖热门创新目标的药物。虽然简单粗暴,但RD和投资成本都不低,而且在本地化过程中会有不小的挑战。
“改革”是指加强基础研究,发挥其在新技术准备和应用方面的优势。这样做风险相对较低,可以实现差异化发展,也可以为新的目标和新的机制创意提供积累。
应以临床价值为导向。
周思源表示,事实上,创新型制药公司应该更充分地发掘临床价值。
比如一方面,临床前进行主要药效学研究时,临床价值没有那么集中,可能会有一些完成作业的心态。例如,re
但在临床研究阶段,存在研发不足、未能为临床价值的发掘和确定提供全面的支持和证据等问题。比如在上市后研究阶段,缺乏对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进一步探索。
更重要的是,创新制药公司设计临床研究的标准很低。“在药物创新的过程中,我们一直没有摆脱仿制药的想法。很多事情都是理所当然的。临床研究的策略、规划和设计更多的是临床注册的目的,而不是临床价值的探索。”周思源说。
周思源说,“特别是在对照组的选择上,缺乏疗效依据和样本量的估计都远远不够,这是一个突出的问题。我经常问我们的统计部门,为什么FDA的样本量估计是几千例,而中国是几百例。”
基于上述药物创新过程中暴露出的问题,药物检测中心推出《原则》并公开征求意见,其中《关于临床试验设计中对照药物选择的指导意见》引起业界广泛讨论。003010指出,临床实践中最好的治疗方法/药物应尽可能提供给受试者,而不是选择安全性和有效性不确定或已被更好的药物替代的治疗方法,以提高临床试验的成功率和效率。
003010要求在临床试验中选择阳性药物作为对照时,应注意阳性对照药物是否反映和代表了具有目标适应症患者的最佳用药。当计划选择安慰剂或BSC作为对照药物时,应确保临床上没有针对该适应症的标准治疗方法。当BSC可用时,应首选BSC作为对照,而不是安慰剂。
对于《原则》,周思源坦言:“这只是我们今年要推出的108条指导意见之一,没想到推出后会引起关注进行点评。后续我们会有更多符合药物创新发展规律、体现临床价值的要求。”
他表示,未来有必要根据药物研发创新规律和国际标准,进一步完善药物评价标准,以适应药物创新的需要。二是提高评审要求。特别是针对目前药物创新中临床价值探索不足,采用低标准评价临床价值,临床价值评价依据不科学、不充分等问题,应尽快建立和完善研发和评价标准。“我们希望让自己适应药物创新的需要。”第三是通过药物试验。
心的调整,来发挥好审评标准指挥棒的作用,高标准严要求,推动中国的药物创新真正成为国际认可的“全球新”,从量变到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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